1984年5月，谢高华带领县级领导班子成员和乡镇及部门领导，赴温州考察学习发展个私经济时合影。前排居中谢高华、左一范华福、左二仲济仁、右一虞秀洪，后排左一赵仲光、左二王辉忠、左三郑松年、居中杨守春。
上世纪八十年代初期，我曾在谢高华老书记身边工作。15年后曾有人约我合写一本书，名字就叫《谢高华与义乌》；30年后，曾有一位金华退休的市级老领导当面说我“前怕狼后怕虎”，身为金华市婺剧促进会会长，至今也不编排一个谢高华的戏……近期看到媒体接二连三刊登有关谢书记事迹的文章，新华社开了头炮，省委书记、组织部长都作批示，要树敢于担当的谢高华式典型。受到党心良心发问，我也该出来说几句。
谢书记在义乌工作的那个时期，正是“实践检验真理标准”大讨论之后，全党全国思想拨乱反正，但与城乡分割、计划经济铁律相关的政策法规尚未全面梳理变革之际。春江水暖，百废待兴的地方党政主官投石问路，中央“摸着石头过河”的1号文件表述是“可以、可以、也可以”。
贫穷落后的义乌经济从哪找到发展的突破口?“鸡毛换糖”行为究竟姓资还是姓社，该阻还是该放?部分先富起来的民间能人该否还是扶?面对国营、集体商业敌不过地摊的价格竞争之呼声该听还是不听?税收征管是“养鸡生蛋”还是“杀鸡取蛋”……面对这一团团乱麻与疑云，谢高华的态度是一切以“三个有利于”为衡量标准，力排众议，语出惊人。
——从“三个不准”到“四个允许”。在当时占比80%的农村，凡是姓“米”的、姓“木”的、姓“棉”的产品均属“统购包销”范畴，农民只能耕田种地，不得公开用米、麦加工饼干、糖果和糕点，山上的树木不能砍来制作桌椅箱桶，棉花收获以后不得自行纺纱、织布、做服装买卖，如此等等。
记得有个周末，我与工商部门负责人随谢书记下乡到佛堂王宅宝山头村，当看到有个自然村开有代销店，工商人员指责不合法规时，谢书记当场加以“否定之否定”。可见，当时谢书记在大会上公开宣布农民“四个允许”(实际上不止四个——允许农民进城经商，允许搞长途贩运，允许土地转包，允许少量雇工，允许开放市场和平等竞争等)是多么难能可贵!需要承受多大的压力和风险，彰显多大的胆量与魄力!
——从阶级斗争眼光看人到改革开放标准取士。在义乌工作的岁月里，谢书记一直在沉思，在数以万计的农民中，发展经济靠谁来带头?于是，他身披军大衣，脚踩解放鞋，跑遍义乌大街小巷。毛店的柑橘专业户朱志清，合作的花卉养殖专业户金序龙，杨村的切刀大王朱明忠，华溪的“黑包头”虞荣海，还有徐村九联的养鸭大户，吴店的养猪大户，福田的啤酒加工厂，一个个鲜活的勤劳致富典型，催他问人问己，他们不正是“一心为老百姓过上好日子的共产党”所需要依靠的力量吗?1982年11月，义乌剧院里锣鼓喧天，台上“万元户”披红戴花，几十万份勤劳致富倡议书飞向全县乡村农户，“斜眼看能人”“致富怕露富”的风气为之一扫。
——从“竭泽而渔”到“养鸡生蛋”。工商部门松手农民经商办厂之后，随之而来的争论是税该怎么收?地摊交易无需开发票，做一笔生意扣一次税也不现实，怎么办?谢高华给财税部门的指导思想是要在市场繁荣、税源增长、百姓增收三个要素之间求出共约数，于是就有了至今仍在沿用的“源泉控管、定额计征”之创新。这一关乎义乌市场命运的做法在当时可是“压力山大”，不是“乌纱帽拎在手上”，是绝对做不了的事。
有次在金华参加学习安徽滁县改革经验的大会期间，他突然问我，“小杨，你怕不怕?”当我尚无准确对词之际，他又语重心长地补了一句说:“有时候，发现真理难，坚持真理更难!”工作实践果真如此。由于全国性的改革经验上升为政策法规需要一个过程，有些部门有不同想法在所难免，但消极等待又会贻误时机。面对两难选择，谢书记在破旧的机关大会堂里放出狠话:“你们所有部门都是义乌县委县政府的机构，谁不执行县委县政府的决定，你那个庙我拆不掉，庙里的菩萨随时可以搬掉!”
